从欧盟的《绿色新政工业计划》和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到日本的《绿色增长战略》和韩国新政，旨在加速能源转型的产业政策正在富裕、技术先进的经济体中激增。随着电动汽车、过渡矿产和清洁能源的竞争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也在设计部署国家主导的项目，以促进绿色工业化。

例如，包括南非、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埃及、吉布提、突尼斯、摩洛哥和纳米比亚在内的几个非洲国家已经颁布了由国家主导的倡议来支持绿色氢的发展。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和智利，正在实施国家战略，以刺激基于镍、钴、铜、锂等渡矿物和金属的开采和加工的工业化。

这些政策使用广泛的工具，包括补贴、法规、激励措施和各种国有企业安排，并且在可支配的公共和私人资源方面差异很大。但它们都试图同时应对三大危机：经济停滞、两极分化和不稳定的就业以及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

产业政策的复兴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即解决所有三个危机将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对绿色制造业和能源的有针对性的投资将促进经济活动，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并迎来低碳经济。拜登政府的“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法》、《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就是这种做法的例证。拜登三大法案正在提高美国在关键行业的竞争力，为美国工人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并加速脱碳。

但是，支撑这些新工业战略的双赢叙事往往混淆了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加剧另一个问题的风险。事实上，这些政策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显现出来。例如，经济脱碳可能不会像最初预期的那样创造那么多体面的工作。在美国，汽车公司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都警告说，向制造电动汽车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失业，因为电动汽车需要更少的零件。其中一些工作岗位将被重新分配给电池生产，但鉴于中国在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这对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工人来说可能是冷淡的安慰。

同时，绿色产业的发展也可能导致其他环境危害。尽管旨在通过生产过渡矿产来创造就业和价值，但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往往巩固了采掘实践。例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南美洲的“锂三角”——正在寻求占领锂供应链的各个阶段，从矿物开采到加工再到电池组装。但该行业的发展有可能耗尽供水、退化土壤并破坏栖息地，通常是在安第斯土著人居住的地区。同样，作为清洁技术核心的半导体生产是能源、水和土地密集型的，会向大气中释放全氟化碳和其他强效温室气体。

最后，经济停滞可能对国内政治产生不稳定的影响，促使政府不顾环境成本而追求更高的增长率。例如，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最近宣布了一系列政府净零承诺的政策，摈弃繁重的气候承诺是提振近期增长前景的一种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战略。但是，矛盾就在于此，长期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确保其经济在未来的绿色产业中具有竞争力。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产业政策并不是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相互交织的危机的灵丹妙药。环境可持续性、工业活力和充分就业等政策目标难以调和，需要在资源分配、战略重点以及至关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分配方面做出艰难的政治选择。此外，随着全球变暖的恶化和增长的持续停滞，权衡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我们称之为当代全球治理的“三位一体危机”——气候灾难、经济停滞和人口过剩——不会很快消失。事实上，它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塑造公共政策制定的轨迹。

这并不是说政策制定者应该放弃制定雄心勃勃的战略来应对这些危机。相反，迅速和有效的行动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将这些计划包装成双赢的叙事，掩盖了它们所涉及的艰难权衡，大大增加了政府失去民众支持的风险。这些政策目标的复杂性和相互冲突性意味着，即使是设计最好的战略也会达不到要求，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边做边学的重要组成。

为了避免被视为违背承诺，政策制定者必须接受而不是忽视绿色产业政策核心的紧张关系和权衡，并对其进行公众审议。这对于确保对国家主导的脱碳项目的广泛支持至关重要。这种做法将有助于建立植根于民主审议和公众监督与控制原则的强有力、透明的治理结构。就目前而言，许多工业战略都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的产物，尽管人们都在谈论“不让任何社区掉队”和“公正的绿色转型”。

诚然，以这种方式使经济服从民主决策，将对现行的私有制和市场协调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但是，必须确保和维持绿色产业政策的普遍合法性，并促进集体和有效的决策，并尽量减少管理不善。否则，我们将面临公众的强烈反对，阻碍保护未来所需的集体行动。